白求恩与“永远不走的医疗队”——纪念白求恩奔赴晋察冀85周年 _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医院报刊与新媒体传播委员会

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大夫风尘仆仆的来到晋察冀军区，至今己整整85周年了。白求恩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总是那么亲切和栩栩如生，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初期那段峥嵘岁月里，父亲林金亮曾与白求恩共同战斗生活18个月之久。因为父亲有此经历，使我们自小就熟悉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名字，也驱使我们用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其人其事，探究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而更多的则是感动于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业绩和贡献以及他逝世后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85年前，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白求恩精神有过精辟论述和概括。“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85年来，中国人民依然难以忘却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所做的种种努力。在晋察冀那些日日夜里，白求恩波忙导在救死扶伤战场之中，经他诊疾疗伤的边区军民计有成干上万。但历史资料表明，白求思对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建树颇丰，其卓越的成就、业绩和贡献既有雪中送炭的现实意义，且具有长期持久的深远影响。

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一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即日，聂荣臻司令员就建立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问题与他交换了意见，并诚恳地聘请他出任军区卫生顾问。8月11日，八路军军事委员会致电晋察冀军区，指示每月给白求恩一百元津贴，并同意任命他为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顾问的职务，但却坚拒对他的特殊照顾。

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作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无疑是非常称职的，他的业绩远远不止于救治了许许多多的伤病员，他最突出、最大的功绩和贡献，是为根据地培养合格医务人才，造就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永远不走的医疗队”而留下诸多有形和无形的宝贵遗产。

1938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动医务队。在巡视后方医院时白求恩常常骑马，但遇上狭窄的山路就不得不下马步行了。

一、培育造就“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始终是白求恩的迫切愿望和既定目标

在延安时，白求恩的视野就深入到整个八路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上；在赴晋察冀途中，他又做了许多深人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八路军医务人员奇缺，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低下，特别是合格的医生很少，远远不能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1938年5月22日，对驻神木县贺家川120师后方医院考察后，他在给延安的工作报告中强调：“最主要的一环是培训医务人员，我们不应掩饰医务人员训练不足的事实。”

他到晋察冀时，边区成立仅半年，医疗卫生工作尚处初创阶段。考察军区后方医院后，他对人们昂扬的抗日热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印象深刻，医院成立后已治愈出院1124人，治愈率68.87%，达到敌后战场医疗救护的最高水平。然而，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偏低、管理经验不足和医疗物资匮乏等问题仍令他感到忧虑，许多护理人员还是十几岁未经专业训练的孩子，医院仅能勉强维持和应对部队频繁作战的最低需求。

白求恩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抓紧医务人员培养和训练，尽快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素质。对此他有着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1938年8月13日在给聂司令员的信中表示：“此信涉及这个极重要的问题，目前有必要在整顿医务工作的同时改进技术训练。”同时还就医务人员培训所涉及的教员、教学计划、教科书、实习医院和病房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1939年8月1日，他在加美流动医疗队的月度报告中再次指出：“外国医疗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中国训练人才。这样纵然离开，他们也能担负起来工作。一个医疗队是否完成了他的任务，那就看他是否培养了多少人才，代替他们的工作。”

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培养医务人才必定是一个难题。纵观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工作历程和业绩，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致力于培养合格医务人才，为根据地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始终是他最迫切的心愿，也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和目标，他为此弹精竭虑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智慧以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二、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

1938年3月23日，白求恩在西安就“加美流动医疗队”人员组成及主要任务，向国际援华委员会作了如下报告：“八路军中的加美赴中国医疗队，目前由三位加拿大人组成：理查德·布朗医生，琼·尤恩小姐和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曾有一位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斯跟随医疗队到达汉口，不过目前他已经返回美国。医疗队成立的初衷是为前线提供一个流动的医疗小组，它尚未实现其最终目标，因此对它最后的形式还不能确定。”

事实上，“加美流动医疗队”组成后，其成员就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有进有出，直至到达晋察冀军区，几经变动后最终仅留下白求恩一人。

医疗队最初由白求恩和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以及美国医生法拉德组成，因美国政府拒发护照，法拉德一直没有报到，临行时另一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斯参加了进来。

白求恩一旦下定决心，总能准确地找到战斗即将打响的地点。1938年1月底，医疗队经香港到达汉口。在这里，医疗队成员因前往何方的问题产生了分歧，白求恩和尤恩做出了经延安转道赴华北前线的抉择，而帕森斯则执意留在国统区武汉，并在不久后回到美国。

2月24日，白求恩在赴延安途中给加拿大的友人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山地区，位于日军占领区内。我们将和当地的武装游击队一起工作，他们缺医少药，正需要我们！”3月底，白求恩与尤恩经西安辗转到达延安。

与此同时，在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任职的医疗传教士、同是加拿大人的布朗，正在汉口办理护照延期手续。他得知白求恩和尤恩刚离开汉口，正在赴延安的旅途中时，特意返回商丘请了三个月假期，赶到延安加人了医疗队。

在延安，白求恩有布朗医生作翻译，为了琼.尤恩的安全，被白求恩遣往西安采购药品。待她返回延安时，白求恩与布朗早已迫不及待地于5月2日出发，前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一一山西省五台县。尤恩自此再未与白求恩见面，后来她曾在晋西北120师和新四军后方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汉口、西安、延安停留期间，白求恩先后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并进行长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深刻认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耳目一新，他感慨地说：“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6月17日，白求恩与布朗到达五台县耿镇，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切会见。布朗因假期所剩时日无多，仅陪同白求恩在军区松岩口后方医院工作25天，7月13日他踏上返程之路。后来他经西安回到汉口，并吁请红十字会帮助在晋东南的辽县（今左权县）开设国际和平医院。他还曾去上海、香港等地募款，为八路军购置药品器械。

白求恩有着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在晋察冀，并未因“加美流动医疗队”只有他一人而停止战斗。他说：伤兵员扣医生大门的时代过去了，哪里有枪声他就到哪里去救死于枪林之下，扶伤于炮火之中。他领导的美加医疗义无反顾地溶入到八路军疗疗体系中，坚守在敌后抗战最前线。医疗队的职能和使命也从未停留在医疗小组的层面，而是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不断调整和提高，充分发挥八路军医务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晋察冀军区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科学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

军区后方医院是边区的核心医疗机构，担负着根据地党、政、军、民大部分医疗卫生任务。白求恩非常重视医院建设，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这里。为推动边区医疗卫生水平迅速提升，白求恩把医院作为培养医务人员的平台，并以第一、第二两个休养所为依托，先后创建了野战医院为样板的松岩口“模范医院”和以培养和提高在职卫生干部为目地的，杨家庄“特种外科医院”，这是他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做出的重要尝试，其建院思想贯穿着整顿、改革的精神。

1938年8月，他向军区首长提出创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建议，并起草了改革整顿医院的计划。他说：“模范医院”是示范性的医院，可以作为培养全区各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学校。医院办好了，人才也培养了。按照他的设想及建议，医院立足现有条件，自力更生，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星期运动”，改善了物质条件，制订完善了包括“消毒十三步法”换药程序、登记统计、防空袭条例等各项规章制度，很快将松岩口休养所改建为八路军第一所“模范医院”。1939年1月，在全国发行（含国统区）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载文《一个模范的伤兵医院》第一次将后方医院的事迹发佈于世，也是第一次将战场成功输血的消息见报，也是我军第一次见报表扬输血模范。作者就是时任该院院长的林金亮。

为改进医院的病员登记工作，白求恩专门设计制作了登记表册，统计项目非常细致，包括姓名、年龄、负伤时间、地点、受伤部位、病例、治疗经历和疗效等等。他还带头十分工整地填写登记表，并经常查阅登记表册，认真进行统计汇总，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查究原因，改进工作。他曾告诫父亲林金亮（时任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没有准确的登记，就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分析；没有准确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方法，就等于蒙着眼睛走路一样。”

白求恩每天检查病房时，经诊医生、护士长、护士、护理员都必须在场，谁都不能缺席。每到一个病房，他总是先查对伤员人数，如有空位，他马上追查原因，从不疏忽。如有伤员外出，他一定叫护士找回来，一个不落地进行问、听、视、诊，对在场医务人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白求恩还在后方医院杨家庄休养所的基础上创办了“特种外科医院”，并对“模范医院”时的各种规章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其特点是：伤病员分散安置；设立民主管理“院务委员会”；以收容战伤伤员为主，旨在提高战伤救治技术。特种外科医院仍属示范性质，为此他亲自撰写了包括组织、职责、权力等内容的医院章程。

后方医院的整顿与改革有着许多重要意义。通过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改进完善了全区医疗、护理技术和组织方法；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干部，使他们学到许多先进的外科技术和理论知识；先进的医院管理方法也促进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提升到新的水平。

四、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视患如亲的行医准则和职业道德风范

“一切为了伤病员”曾是红军时期卫生部门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则。显然，与八路军卫生部门有着密切联系的白求恩，对这一原则和优良传统有着深刻认识，它不仅反映了白求恩的心声，也引起他思想上的共鸣。他认为，医生惟一的责任和目的是为患者解除痛苦、恢复健康，无论任何情况下，“在一切事情中，要把伤病员放在最前头”。他还认为：“医生是为伤病员活着的，如果医生不为伤病员工作，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白求恩深知医生是伤员生命的守护神，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为此，他时时处处恪守作为职业医生的无私利人、救死扶伤的信念，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诠释和实践“把伤病员放在最前头”这一行医准则。他的工作时间总是依照伤病员的需要，即使深夜入睡以后，前方如果转送来伤员，也要求值班人员把他唤醒亲自诊视，在伤员面前总是废寝忘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劳累和生活。

在晋察冀，白求恩就是一面生命的旗帜。到军区后方医院当天，他不顾旅途劳累，不顾人们劝阻，执意先去病房看望伤员。日常工作中发现对伤员漠不关心和工作中敷衍了事，粗枝大叶的现象，总会当即给予严厉批评，同时自己做出正确的示范。

1938年8月，在为一位头部受重伤且伤势复杂的八路军团长治疗时，他不顾风险精心手术，并手拿药瓶连续数小时跪着为伤员伤口滴药。他说：“一个八路军的医生，如果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从而采取敷行的态度，那就应该受到革命的谴责。”

1938年9月15日，他在“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指出：“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卫生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

1938年11月，他发现由于没有及时上夹板，致使一名伤员右臂严重变形时，他严肃批评了当事医生：“假使战士丢了枪，还可从敌人手里缴获。医生由于失职，使战士丢掉一只胳膊，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随后亲自为伤员做了矫正手术。

伤病员在白求恩心中总是第一位的。他把挽救伤员生命，使伤员尽快恢复健康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处处表现出高度的忘我牺牲精神。为准确诊断伤员病情，他甚至用鼻子去嗅闻伤员伤口上的脓血以确定其感染的程度；为了抢救伤员生命，他先后三次为重伤员献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高尚纯朴的医德风范和忘我境界深深地影响着八路军医务人员。

五、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火线救护的责任观念和战斗作风

医疗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从来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在晋察冀，白求恩率先摒弃旧的行医理念而带头践行“医生上前线”的责任观念，带动了八路军医务人员工作作风和方式的转变。“医生上前线”责任观念的提出，与白求恩先后经历的两次事件相关联，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是1938年9月29日，建立不久的松岩口“模范医院”被日军焚毁，愤怒之后也使他深感痛心和惋惜，同时又促使他反思游击战争环境中建立固定医院的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他意识到“前线医疗工作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机动性”，战地救护必须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特点，才能更科学更有效。

二是在参加359旅进行的山西广灵至灵丘公路伏击战时，他率医疗队在距战场仅3公里的黑寺小庙设立手术室。战斗打响后两小时，就为第一个伤员实施了手术。接着，连续三天三夜，共做了72例手术，且大都在负伤8小时内完成。数日后，在对伤员复查时，他发现在没有磺胺和抗菌药物的条件下，52名手术者中有2名未化脓感染，控制感染率达到72%。他对此非常满意，认为其成绩已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这两次事件使白求恩深受启发，他认为：“医生上前线是卫生系统责任观念的根本转变。到伤员那里去！医生坐等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哪里有枪声，我们就到哪里去，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他由此也得出一条宝贵经验，即：手术队靠近前线，使伤员在12小时内得到手术，能够大大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治愈率。在他大力倡导和带动下，“枪声就是命令”、“医生上前线”已然成为晋察冀卫生系统战场救护的主要方式。

在晋察冀，白求恩有着超出常人的工作业绩。他总是心系前线，心系伤员，努力克服文化差异和异常简陋的医疗条件，常常在变幻无常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工作。他先后11次参加重大战斗的野战救护工作，著名的有广灵伏击战、洪子店战斗、齐会战斗、摩天岭战斗、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等。其中有三次在小庙里设立手术室，分别是灵丘县黑寺小庙，河间县温家屯小庙，涞源县孙家庄小庙。在这些战斗中，白求恩亲自为1290余名伤员施行了外科手术。

1939年1月，为了巩固冀中根据地，我八路军120师从晋西北开赴冀中与日军作战。受贺龙师长邀请，白求恩率手术队于1939年2月15日，从河北省灵寿县陈庄出发，经清风店进入冀中平原配合部队行动。这个手术队当时被称为“东征医疗队”。

这是白求恩在华北敌后前线组织开展人数最多、经历时间最长、行军路程最远的一次野战医疗救护行动。“东征医疗队”成员有18人，历时4个多月，行程1504华里，参加重大战斗4次，救治伤病员3500余人，施行各种手术315例。作为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和主要技术骨干，父亲林金亮被白求恩点将参加了这个医疗队。

3月14日，驻滹沱河南岸的日军，向我120师部队驻地留韩村发起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消灭大量敌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渡过滹沱河的企图，但也有一些伤亡。受120师卫生部邀请，战斗一结束，白求恩立即带领父亲等助手前去做手术。这一去，他们连续工作近三天，有时竟来不及吃饭、喝水，接连为48个重伤员做了手术。父亲后来回忆，当做完30多个手术时，他感觉有些支撑不住，两腿站得发酸发软，脑袋嗡嗡作响，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但看到白求恩仍然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坚持手术时，他身上的倦意就立即驱散了。

在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和医疗队成员置生死于不顾，视手术台为阵地，以手术刀为武器，冒着日军炮火抢救伤员，在当时部队中传为佳话。这次战斗，以我军歼灭日军800多人的战果胜利结束。期间，白求恩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救治了包括贺龙师长在内的大批伤员，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他以精湛的医术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创造了火线治愈率85%的奇迹。

六、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

白求恩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极端负责、满腔热忱地为伤病员服务，是他深受根据地军民衷心爱戴的重要原因。

在敌后游击战争条件下，我军伤员以往在前线负伤后，经简单包扎处理即转送到后方医院再行治疗。冀西山区山高路远，转移后送路程有时需数日时间，伤员伤口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发生感染，出现化脓、高烧、及至全身感染酿成脓毒败血症。由于没有有效的抗感染药品，许多伤员因此而截肢甚而牺牲生命。

白求恩把医生救死扶伤的工作视为自己生命的第一需要。靠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适时提出“早期初步疗伤”的战场救护模式，并研究出相应对策。每逢重大战斗，他总是不顾危险，率领医疗队尽可能抵近前线，寻找合适地点收容伤员，开展早期清创手术，以减少因时间耽搁造成的伤口污染和感染，这在当时是最具针对性和合理性的好办法。他还倾注心血和智慧编写《初步疗伤》的手册，对伤口消毒、包扎、预防感染等提出具体要求，印发边区各部队，用于指导广大医务人员的临床实践。

“早期初步疗伤”是“医生上前线”责任观念的深化，集中体现了“两个极端”精神，对于促进医务人员观念更新和医疗模式转变，培养造就具有忘我牺牲精神和野战救护能力的医务人才具有现实意义；医疗队与营、团包扎所实现无缝对接，使伤员在第一时间得到治疗，不仅与感染作斗争，更是与死神抢时间；提高了治愈率和出院率，标志着根据地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升，对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取得抗战胜利，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求恩的工作极富创造性。1939年1月3日，为改进医护人员培训工作，白求恩在创建“特种外科医院”之后，还主持开展了为期14天的“特种外科实习周”。参加实习周的学员有各分区和359旅的卫生部长以及各团卫生队长等共35人，由他亲自授课和示范，学习课目主要是救护、绑扎、止血、骨折固定等内容，学员轮流担任医生和护士的角色。学员们返回部队后也照此开展了实习周活动，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全区医护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冀中，他受到牲口驮子的启发，巧妙设计制作了“拱桥式药驮子”，打开就是手术台，收起放在马背上就可以走。药驮子可携带一个手术室、包扎室和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足够施行100次手术、500次包扎之用，非常适于平原游击作战的特点。因其外形象座“桥”，也被人们命名为“卢沟桥”流动医院。

在为伤员换药时，他发现敷料上的药物干燥后，纱布易与伤口脓血粘连，揭换纱布时伤员很痛苦，有时将要愈合的伤口会再度撕裂。为此，他想出用硝酸铋、黄碘、流动石蜡或香油配制成软膏的办法，并以四种材料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取新名为“毕普”(bip即)。“毕普”软膏涂抹在敷料上，既可使创面油润，又起到消毒作用，还大大减轻了伤员的痛苦。

为促进全区各部队的卫生工作，他带头转变工作作风，首倡并组织了“军区卫生巡视团”。主要任务是检查促进部队卫生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医疗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协助建立医疗规章制度，传授医疗技术和卫生管理经验，密切上下关系等，为此他还亲自制定了检查工作大纲和卫生评定标准。

七、为“不走的医疗队”留下德技兼备的医务人才队伍

在晋察冀，白求恩的医疗队就是最好的战伤外科学校，而他本人又是最好的老师。“基于在西班牙的经验，白求恩掌握最先进的战地医疗知识，其中包括输血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伤员实施及时的外科医疗救助。”作为当时国际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广博的医学学识和精湛的外科技术，使八路军医务人员大开眼界，开始接触到世界先进的外科技术，学习到新的战伤处置理念、原则和方法。

事实上，白求恩常常手把手地向八路军医务人员传授外科技术。他亲自组织卫生巡视团，下基层，去连队，走遍了军区各部队，甚至直接插到基层连队检查卫生工作。每到一地都要组织观摩手术，边讲边做边实习，把不同战伤临床病例的施治办法传授给大家，一些医务骨干很快由仅能做简单的四肢伤扩创术和截肢术，转而学会做胸、腹、头、颈部等较为复杂的手术。

我军最早运用战场输血技术抢救伤员就起始于白求恩。他将在西班牙时组织野战流动输血站的经验巧妙地运用于中国抗日战场，不仅创造了“群众血库”的经验，还亲自为重伤员献血。经考证，我军第一个《输血条例》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7月19月，冀中军区发佈《输血工作的指示》，1948年11月10日华北军区卫生部发佈了《输血条例》。就出自时任华北军区和冀中军区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叶青山，游胜华、林金亮领导的卫生系统，他们均为白求恩亲手培养的战伤外科和输血技术的传承人。解放后，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在沈阳组建了中央军委中心血库，是当时全国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血库，林金亮被任命为该血库主任。

建立军区卫生学校是白求恩最大的心愿。1939年7月，他全力投入学校筹建工作，并用一个月时间撰写出《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以作为学校的基本教材。1939年9月18日在开学典礼上，他勉励学员“努力学好技术，为伤病员服务，成为抗日根据地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军区卫生学校的建立，标志着白求恩苦心孤诣为之奋斗的心愿和目标取得重要成果。虽然新学员们毕业走出校门，奔赴抗日前线仍需假以时日，但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晋察冀边区是我党我军在抗战初期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被誉为“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里的卫生工作也因有了白求恩，堪称为八路军医务系统的模范。在白求恩及其精神的感召下，晋察冀军区医务系统逐步成长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卫生队伍。这支队伍中有参加过长征、红军自己培养的医务人员，有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的专家教授，更多的是在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城镇开业医生和青年学生。他们凭着白求恩传授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靠着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不怕牺牲，深人火线救死扶伤，创出无愧于模范根据地的野战救护工作。

每逢重大战斗，晋察冀医务系统都有计划地在距前线三至四公里处展开工作，手术率占伤员总数40-60%，12小时内接受治疗的伤员占81%，伤员健康归队率达到85%以上。1940年，在延安的美军军事观察组得知这一情况时也连连称奇。印度医生巴苏华也著文称颂：“较早发展的华北各根据地，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比其它地区进步。”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仅北岳区统计共收容伤员7万余人，治愈归队4.6万余人，占收容总数66%，为取得敌后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求恩在晋察冀的日日夜夜，无疑是他对人类贡献最大，思想境界最崇高，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85年来，白求恩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许许多多的白求恩传人恪守职业道德，默默奉献，为白求恩精神注人新的生命力，使得白求恩的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更加源远流长，永放光芒。

85年前，白求恩大夫在松岩口模范医院开幕典礼上讲到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那个新中国。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他又说到：＂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无数先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国际主义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终于在中国诞生了！虽然白求恩没有见到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但白求恩的伟大预言却在11年后得到了实现。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白求恩的英名和功绩，继续高举白求恩旗帜，让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