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新型国际主义事业的先行者，这种国际主义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所痛切渴望的。若依世人通常编派给圣贤辈的德行标准来看，他是算不得一个的；但他是甘为同志、战友而贡献一切的共产主义者。他1938年3月到延安，见到了毛主席等领导人，这时另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大夫，叫马海德的，便为他张罗上前线，随后并一直支持他的工作不断。这年8月间，白求恩写信给朋友，信中说：“我整天都在动手术，累得很。今天共作十例手术，其中五例伤势严重。……我确实累了，但是我很久以来没有这样愉快过。我很满足，我正在做着我所要做的事。……我能与这些同志相处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幸福。
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运动……。”他在前线服务的日子不长，因为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是手术中染毒败血所致，那时对付这种病没有好药，终于不治。继承他的事业的是青年印度大夫柯棣华，过不久也去世了。这里，我要说一点关于我的新西兰女同胞，一位叫凯瑟琳•郝尔的护士的事。她当年在河北阜平县主持一家教会卫生所，恰好在白求恩大夫医院的山脚下，俯瞰可及。郝尔曾为白大夫到北平去招募过人手，还办了不少医药用品到根据地。后来，日本军队逮捕了她，押解香港，但她到了香港又飞快地从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那里搞到一批医药用品，运去山西。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在晋察冀边区的艰苦战斗中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当年此辈，以及随后活跃在那里的国际主义人物中，今天依然健在而工作不倦的还有好几位：印度的巴苏大夫；来自德意志的汉斯•米勒大夫；还有上文提到出生予美国的马海德，此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大好青春。
诺尔曼•白求恩当年先是辞去了优厚的职业(他很早就成了加拿大胸外科名医)前往革命的西班牙，组织血库，救死扶伤。他的国际纵队工作结束后就来中国，为急需医药的八路军服务。他原可以生活得挺优裕的，却选定了另一条路：把一切献给他心中的事业，与荒凉的五台山、穷苦的农民军，同其命运。他1939年11月12日牺牲在这里。
却说那位倾心支持白求恩的凯瑟琳•郝尔，当其垂老之年，重访了中国，带了些许白求恩墓旁的加拿大黑土(旅人携来的)以归。她去了石家庄，这次到中国大致就只做了这一件事；同行的有马海德大夫、米勒大夫和我。那年她已经八十多了，依然一种娟巧的女性仪态，周旋于中国朋友间，还说得一口浑厚的阜平土话。在白求恩纪念会上，她由一个形容鲜洁的少年先锋队员招呼着；我们每人身边也都有这么一个。是啊，年年此日，解放以来没有断过，石家庄市四郊的学童总是纷纷集合在纪念陵园的白墓前，听老师讲述这位伟大战士的事迹；今天，有我们在场，只见他那白玉立像掩映在茂树之中，静悄悄地。好啊，让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不少的牺牲奋斗啊!万万千千寻常人民为革命大业死而后已，白求恩不也正代表着他们吗?须知，外国侵略者还在威胁着中国的边疆，一心想要夺去我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斗争还在前头。
白求恩来华之初，于中国所知甚少。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全新的经历，而这一切又来得何等的猛烈啊!但他以加拿大拓荒者的胸襟，很快适应下来了，真了不起。工作当前，他可说不上是有耐心的人；他那汹汹然的干劲，有时不免弄出些僵局来，好在无人不知他无非只是为了大伙的事业，因此事情总是以和衷共济为收场。人们与他相处日久，敬爱也愈笃。他的英名鼓舞着各国人民加强联系，而在他的故乡加拿大影响尤其深远。他手创并充当第一任领导的国际和平医院，目前设在石家庄，培养大批医务人员，以应国家急需。他的接班人故柯棣华大夫也有一个纪念馆在石家庄，就在他的楼下。因之，那里可以说确实是弥漫着国际主义传统的佳话。
今天，这位加拿大伟人磊落忠诚的精神，恰似一盏明灯，临照着世界。当年中国的青年在敌武器精良、给养充分，又有人为之撑腰的情况下不怕牺牲誓死抗击之际，白求恩曾同他们并肩苦斗。他不要薪金，不要报答，他要的只是好药，好器材，好让他为死生与共的战友服务。他造福于同志，又从同志处学到许多东西。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盼望创建一种又新又好的国际关系，都期待出现一个无战祸的新时代。这时，让人们来回味一下白求恩生前所庄严实践了的国际主义，是很相宜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离开我们四十年了。值此忌辰，我们联想到今天人类愿意团结起来为美好的前景而奋斗，就越发感到这个纪念意义之重大。是日也，中国人民又一次对白求恩这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之熔为一体的人物，表达其敬意与爱忱。现在，正是中国的青年后继者应该向白求恩这个光辉榜样认真学习的时刻啊!
(本文作者是新西兰作家、诗人；1927年来华后，长期住在中国，从事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