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立（白求恩战友林金亮之子）
说起传家宝，人们自然会想到历史悠久的文物或是世代相传的金银珠宝。我家的传家宝，却是一本红军卫生学校的医用教科书。文物既有收藏价值，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我家这本医学课本，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它基本丧失了原有的作用。
（中央红军卫生学校教科书，伴随老红军林金亮走过了革命一生）
落后的诊断、过时的药品、多年不用的拉丁文药名，它就是一本普通的旧医学书。但是，在我们家人的眼里，它是个宝贝。这本书跟着我父亲走过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本书是父亲从事我军卫生工作的见证，父亲对它不离不弃，它陪伴我的父亲走过了他的一生。这本书，记载着他一生的艰辛和苦难，承载着他一生的荣光与梦想，寄托着父亲对后人的重托与希望。
一
我的父亲林金亮，1911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发坑村，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红十二军警卫连班长、排长、连长，他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多次立功受奖，但也三次负伤住院。
最后一次负伤后，他住进了闽西红军后方医院，因略识中草药，常带伤帮助药工整理或切制药材。伤愈后，院长罗化成将我父亲留院任文书，后调药厂任管理员。1934年1月，经罗院长推荐，我父亲与药厂药工班班长、才溪老乡阙森华一起，赴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在卫校就读的还有才溪老乡林茂（他是由其所在部队推荐和考试入学的）。从此，这三位校友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卫生事业，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发展、辉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位福建老红军在济南合影。王香雄（左一）原济空副司令员，林金亮（左二）阙森华（左三）原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这三位都是上杭才溪老乡。潘振华（右一）原中国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福建省武平县人））
父亲常说，自己是贫农的孩子，只有三年的私塾文化底子，三年苦战，三次负伤，三次提级，还保送上过红军彭杨军政学校（现国防大学前身）。但从入卫校拿到教科书那天开始，成了他一生从医的开端。本来祖上几代都是乡里的土郎中，靠几本祖传中医书，为乡民们除病祛疫，深受乡亲们的爱戴，至今还流传着爷爷治病救人的许多故事。我父亲从小受到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了从医的念头，并在耳濡目染中学了点识药用药的小常识。当他领到属于自己的医学课本时，就坚定信念，决心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出个样子来，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红色军医，为革命出力，为伤病员服务，为家乡父老乡亲增光。
当面对着一本本教科书，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心情都十分沉重，这些工农子弟，虽然年龄都在20岁左右，但文化水平却很低，数学不懂分数，拉丁语没见过ABC字母。面对病理学、药理学、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十多门教材，以及军医班还要学常用的医用德语和日语，政治课、军体课一门也不能少。对他们来说，门门都是“碉堡”，科科都是“山头”。在学校“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号召下，教员本着“教最常见病，教最常用药，学员听不懂，教员就做给学员看”的原则教学。父亲和同学们相互帮助，刻苦学习，攻克了一个个基础学科阵地。
正准备向内外科主阵地进攻时，第五次反围剿前线传来了失利的消息，领导命令大家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转到何处，要走多远，何时回来，谁也不知道。
视书如命的父亲深知路远无轻载的道理，面对一本本教科书，是留下来，还是带在身边，是他入学以来遇到的一次艰难抉择。思考几天后，他决定放弃考过的书，完整保留尚未开课的书，把在学课本的封面、封底全撕掉，书的空白边角也全部剪掉，只保留书的基本内容。精简之后，我父亲带着一挎包书，踏上了万里长征的漫漫征途。
二
长征开始后，父亲被分配到红五军团卫生部任医助，协助医疗队做抢救伤员工作。到达遵义后，被分配到军团卫生部收容队工作。也就是从四渡赤水战役起，他开始独自带领几名战士，从事医疗工作。
在黔西北这片红色热土上，留下了父亲的战斗足迹。在红五军团历次战斗中，他抢救过负伤的红军战士，动员过当地老乡抬担架，安葬过牺牲战士的遗体。他把红军伤病员安置在老乡家中时，对当地的老百姓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把打土豪和缴获敌人的钱粮药品，分送给了寄放伤病员的农户家中，他与赤水河畔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父亲在晚年时，还时常怀念被他安置过和被他安葬过的战友。
父亲曾多次自豪地对我们说过，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铁屁股，收容队就是铁屁股的屁股，我们的后面只剩侦察员了。白天收容安置伤病员，晚上还要防止敌人偷袭，一天到晚都在紧张战斗。特别困难的是，他们收容队每个人的负重，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红军战士。当时，我父亲身上除了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口粮和个人用品外，还要背负两至三个人的口粮及部分大洋和药品，用于救治和安置伤员。民工告急时还要抬担架。
为了做好收容工作，只能减轻个人用品。来五军团前，卫校教员说：“到了根据地，还要复课考试。”父亲只能利用战斗间隙，把学习的课本复习一本丢一本。过草地时，只剩下尚未开课的几本教科书了。
苦难的岁月，深深的阶级仇恨，激励着父亲要尽快投身到救死扶伤的战斗中去。尽快学会和掌握专业知识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对医用教科书价值的认识，他产生了从爱不释手到视同生命的思想转化。正因为如此，我父亲带着这些教科书，血战湘江没有丢，突破乌江，四渡赤水没有丢，三爬雪山、两过草地也没有丢，只因他期待着红军卫生学校重新复课的那一天。
三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时，卫校曾短暂在教会学校里开过课，大部分学员还是第一次在宽大明亮的正规学堂中上课，此时还有少部分学员还带着教科书。
1935年6月，在川西松岗喇嘛寺，红军卫校又复课了。当时教员已不全是原班人马，有些是从各部抽调来的，其中就有卫校一期毕业生江一真。开课第一天，卫校教育长孙仪之问返校的学员中谁还有教科书？当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举手说：“我有。”孙老师说：“那就不客气了，先借给我备课用吧！”
从此开始，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他都认为这本教科书，是世上的“唯一”。
孙仪之是当时在校的老师中学历较高的，他曾就读青岛教会办的医学院，本科毕业后从军，在国民党第52师任少校医官。1933年，在反围剿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后参加了工农红军，任卫校教员。就因这本“唯一”的教科书，使他和我父亲师生之间，建立了多年的深厚友谊。
孙仪之不仅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还担负最重的两门课程—病理学和内科学的主讲。孙仪之不仅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备课的笔迹，还和其他教员一起，利用这本书编写了新的教材。克服了缺纸少墨的困难，少量的
（李仲猷老师的来信）
收到李仲猷老师的来信，我心潮澎湃，真想马上见到李老师，看到那本红军医书。可惜我家那本书没存有书头话，无法与他的书“一对”，更不能为其补缺。我只能前往遵义亲自为我们家的传家宝寻找物证，为其正名，恢复其红军医书的荣誉。当年8月份，我就请假去了遵义，在李老师的引荐下，见到了那本静静摆放在纪念馆的红军医书《实用内科学》。结果，跟我家的这本几乎一样，只能说可能不是一次印刷出版的。那么，李老师家里没人参加红军，这本红军医书又是从何而来呢？
（遵义市捐赠医书李仲猷老师与作者的合影）
原来，李仲猷老师的父亲李焕亭老先生是在遵义开诊所的老中医。当年红军攻占遵义后，红军医生（也可能是卫校的师生）带着部分伤病员住进了该诊所。这些年轻的红军医生，在极端缺医少药的困难时刻，为了救死扶伤，向李老先生替伤病员求医问药。当地小有名气的李老先生不仅有高超的医术，也有优良医德。他对秋毫无犯红军队伍十分佩服。他不仅慷慨大方向红军伤员提供了中草药，又亲自向红军医护人员传授治病疗伤的方法。还把家藏的中医书借给他们学习。在两代医者交流中西医诊病疗伤的工作时，他看到了红军医生携带的医书有中西医联合诊治疾病的内容，他对这种中西医不分的怪书十分惊讶和好奇，也想开扩眼界，目睹其真相。以便学习和掌握一些西医知识。多日后，伤乒员的伤情大有好转。在部队转移前，红军医生对李老先生说：“我们就要走了，十分感谢你的热心帮助。知道你喜欢这本医书，就把它送给你，算留做个纪念吧！”说着，他就把破重围行万里而不离身的红军医书，作为谢礼送到了李焕亭老先生手中。从此，这本红军卫校教科书《实用内科学》上册，就永久留在了遵义这块热土上。
李仲猷老师家将这本红军医书视为传家宝，解放前为防反动派“查究”，把书混藏在医书柜里，父子两代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保存了下来。老中医去世后，该医书转由李仲猷老师珍藏。1985年，李仲猷老师尊从他父亲的遗嘱将该医书无偿捐赠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后被专家定为国家二级革命文物。
在遵义纪念馆，李仲猷老师陪同我亲眼见到了这件文物。该书从目录和内容初步来看，与我们家所藏的医书可以说完全是同一版本。虽然我们家的传家宝不再是世上唯一，但有了遵义纪念馆这部医书作为旁证，我们知道了该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明确了这部宝书的真实身份，都是中央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教：科书《实用内科学》上册。
庆幸的是，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有关同志的协助下，当地公安派出所陆六順教导员在百忙中，帮我联系上老朋友李仲猷老师的儿子李力平先生及其家人。虽然李仲猷老师去世多年，但与其后人在电话里交流起红军医书之事，也是十分感慨的，有说不完的往事和友谊。我们一致表达，今后两家将共同向下一代继续讲好红军医书的故事，传承好老一辈军民鱼水情，永远跟党走的坚强信念。
五
红军卫校从1932年1月成立，到1937年8月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前，在五年半的时间内共招收了9期学员，共约700余人。1至5期在中央苏区毕业。后几期学员都是在延安红军卫校毕业。全部分配到全军各部队，他们是我党我军自己培养起来的卫生干部，经过革命战争的锤炼和成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为我军卫生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成了国家、军队卫生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仅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20多位，如张汝光、江一真、游胜华、阙森华、涂通今，林茂、黄乎、刘放等。特别应提到的是，这所八路军卫生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成了开办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曾经毕业于红军卫校的阙森华学员成了他母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
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从这部教科书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我父亲多次听校领导在大会上说，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在大会上讲：“红军队伍在扩大，部队急需充实更多的卫生人员，办卫校的目的就是培养无产阶级医务人才，必须招收红军中的工农子弟入校学习。”在教科书的书头话（前言）中明确指出：“教材要‘浅显白话文’‘理论通俗化’‘取材宜于选精择要’，还要向学员们多输入新的知识与新的疗法。”这种全新的教育目的、教学理念和教育对象，是对旧教育制度的彻底批判与改造。所以这个学校是我党我军开办的第一个讲授高等专科知识的院校，它开创性地为新中国专科院校的建校思想和理论作出初步探索与实践。
红军卫生学校的创办，开创了新的招生模式，摈弃了旧制度时按考分录取或凭金钱入学的规定。即学员必须具有基层锻炼经历，并通过基层组织推荐，再经过文化考试方能录取。如第一期被推荐的150多人中，通过文化考试只录取了19个人为正式学员，另外还有6名旁听生。这种招生方式不仅保证了学员的文化素质较高，更能保证学员的政治素质过硬。特别是第6、7、8期学员，开课时在瑞金，毕业时在延安。经过长征的考验，招来时就攻文化堡垒，下放时就破敌人防线，他们是一批特别能战斗的红色白衣战士。
这个学校的创办，也必须依靠一批信仰坚定、专业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多次说过，从校长到教员个个都了不起！第一任校长由时任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兼（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第一任副部长，部长是李德全女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同时贺部长还兼任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将）。贺部长毕业于北大医学部本科。第二任校长是陈义厚，山东成武人，北平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曾任第二十六路军军医处长。宁都起义后，任红五軍团軍医处长。是中央苏区＂四大名医＂之一。第三任由时任医政局局
（教材书明确记载，中药可在西医处方里用，见证了我党中西医相结合政策的历史事实）
不仅在病名作了西医中国化的尝试，而且在众多的西药处方里出现了大量的中草药制剂，如甘草、橙皮、陈皮、曼佗萝、五倍子、远志根、生姜粉、薄荷、芦荟、大黄等等。甚至还有中国民间验方，如为了解决肠道寄生虫病用石榴皮、南瓜籽、巴豆组方作驱虫药。所有中草药名称后都注有拉丁文名称，中药名也作出西医化的注解。在《实用内科学》存在着中西医结合的实例，也可推测在整套红军教科书中也应该是普通现象。
这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当时红军正规医学院校的教科书上？“书头话”告诉我们：作者编写军医学校的教材是在“时间匆忙，教务紧张，参考材料缺乏”的条件下工作，本着必须“割弃资产阶级教育外套，抛弃无味的花样文章，拔取科学真髓，有切于实际应用的知识，创造性培养红色医务人才”的宗旨。从教科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卫校教职员工们，是如何实事求是依据苏区的艰苦条件办学和遵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去编写适合工农红军特色的全新的教科书。
红军卫校的师生们，在长征路上经过战火的锤炼，成了一枝拖不垮，打不散的革命队伍。他们深知肩上担着战斗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双重责任。他们不少同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倒在阵地上；为了抬担架，累倒长眠在长征路途中。他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斗争，时任中央军区卫生部陈义厚付部长（曾任第二任卫校校长），牺牲在反国民党軍＂清剿＂战斗中。在长征途中，时任卫校校长的彭龙伯，牺牲在四川省宝兴县。卫校教员俞翰西，李延年同志牺牲在贵州紫云县……。他们并沒有失去斗志，而是掩埋好战友的遗体，肩被着武器和药箱，怀揣着红医书，搀扶着伤病员，唱着豪迈的红军卫校战歌＂：1931年卫校开办了，培养红军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检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前仆后继向着胜利奋勇前进！
六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曾说过在草地重新开学时，孙仪之教育长借过你的书，怎么证明呢？”他打开这本教科书，找到有红字的那页指着说：“这是孙仪之的字。”并讲到从这页开始，后半部书都是他备课时写的笔迹。这些笔迹大至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对重要章节他添加了部分条目，第二类对部分章节或文字作了必要的删除，第三类是对部分文章用语用词作了必要修改或补充。他一一指给我看，并说这些添加、删改、补充、修正不是我们初学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些学员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我父亲的眉批：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此页见证了师生共用一书的事实。）
我说：这么重要的笔迹，你不说谁也不知道，最好能有个记载才好。父亲二话不说，随手在本页上方空白处写下了：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他还告诉我说：“我上过老学究式的私塾，上过严苛到说一不二的军事院校（红军彭杨军政学校），但从未上过循循善诱传道、授业、解惑的卫校，使我稳步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而自豪的从医之路。我终生都感谢卫校，感谢卫校的老师们。”
卫校教员授课不局限在课本上，而更多的是联系实际。红军战士都知道，卫校集中了全军顶尖的医学人才，凡行军至卫校所在地，都纷纷来驻地寻医问药，特别是随队卫生工作者更是把疑难杂症病人送来问诊。教员就顺势开办现场教学，边诊病边教学，边治疗边请学员当助手。逐渐在教员的指导下，我父亲也从简单的手术学起，逐渐可以独立做些较大手术了。从此至抗战前夕，他曾经为40多名红军伤员做过外科手术。在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中，学员们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父亲还告诉我，在老师主持召开的学习讨论会上，还把学员自己下部队时医治过的伤病员的病况、处置方法、实际效果讲出来，由教员讲评，使我们理解得更深刻，记忆得更牢固，学习的兴趣更浓厚。因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动手的能力越来越强，就产生了像教员们一样当个好医生的信心。也为我两年后在抗日前线向我的第二个恩师诺尔曼·白求恩学习外科手术技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教学相长、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之后我在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手术观摩课时用过，在抗大七分校给学员上卫生课时用过，在河北军区卫生部给医护人员讲战伤救治，讲部队防疫，讲手术队建设等，就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都收到了较理想的效果。所以恩师孙仪之是我不能忘怀的人。
父亲一番话，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暗暗产生找机会去拜访孙仪之老将军的念头，代父亲去表达衷心的谢意。2006年11月，我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祭扫白求恩陵墓时，结识了孙仪之之子孙波，向他提出拜见孙老将军的请求，并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师生在长征路上，共用一本教科书的故事。孙波告诉我，其父去世多年，母亲还在，并希望我有机会去他家做客，拜访老阿姨。
2008年11月，我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白求恩来华抗战70周年大会。会后，我带着那本红军教科书，前往香山总后干休所孙老将军家拜访了老阿姨。我向老阿姨表示了晚辈的问候，向她展示了我带去的那本红军教科书，当翻开孙将军留有笔迹那几页书给她看时，老阿姨眼前一亮，她说：“这是他年轻时的笔迹，错不了！”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老阿姨的话印证了红军卫校在草地开课故事的真实性。她还向我讲了孙将军在延安时的故事。
(本文作者（左）与孙仪之夫人（中）及孙仪之之子孙波（右一）合影）
虽然老阿姨没有讲出多少关于红军卫校和教科书的故事，但沉淀在红军教科书上的革命历史事实已非常厚重了，它的存世故事体现着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着红军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长征精神，体现着老一代红色医务工作者为革命而学习专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革命精神。
（白求恩对面的医生为作者父亲林金亮）
我的父亲也多次说到，他的第二个恩师白求恩要求他的学生不仅要有会动手术的能力，也要掌握踏实的理论知识，鼓励大家努力认真自学。据父亲回忆，白求恩也见过此书，那是在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当他看到我在抽空学习此书时，他也拿过去认真地翻阅了一下。我向他介绍了该教科书的来历，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虽然不认识汉字，但非常熟悉书中的拉丁文，都是医用和药用的专业词语。他看到红军当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创办红军卫生学校，出版如此正规的医学教科书，培养了一批红军医务骨干队伍十分佩服和赞赏。红军创办卫生学校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他，鼓舞了他。
白求恩本来打算在回国前要为军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一批卫生人才。他立即着手加快了办校的工作进度。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正式成立了。为了传承红军卫校的办校精神，由原红军卫校一期高才生、曾在红军卫校留校任教的江一真同志担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由白求恩推荐我父亲任院长的军区模范医院，成为该校附属医院。（该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得不说我的母亲李长龄，她是白求恩学校护士班第一期的毕业生，也是为数不多聆听过白求恩讲过课的学员之一。我母亲1937年，在她的家乡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者母亲李长龄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证）
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9月，进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正式成为八路军卫生战线上卫生工作者。
后来，这本教科书也成了我母亲从医路上必读的辅导材料之一。不久，父亲调任军区卫生巡视团任副主任后，院长由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医生柯棣华担任。而我父亲的手术台，也成了卫校学员们学习观摩外科手术的教学基地。从此，红军卫校精神加上白求恩精神，就成了新中国医学院校永恒不变的办校初心和校魂。
（本文作者父母合影）
七
2019年3月，上杭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的张东瑞老师，将他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拍摄的同一版本的红军卫校教科书照片给我看，使我非常激动。从照片来看，该书品相完整，字迹清楚，从文物角度来说它十分完美。这是留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红色文物，如有机会，我真想前往瑞金一睹其风采。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藏）
2006年10月，重访长征路的记者在山东《齐鲁晚报》报导说：在四川省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纪念馆也征集到一本红军卫校教科书，但没说是哪一科哪一版本的书。当时也引起了我想前去探秘的兴趣。后来从网上得知，这是当地一个叫胡大成的土郎中，因给一个红军战士医治战伤，而收到的谢礼。他的后人在1975年将这本书捐赠给了该馆。
（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四渡赤水陈列馆馆藏）
真是无巧不成书，又是同一版本的《实用内科学》教科书。本想结识一下贵馆专家，进一步了解宝书的故事，因无法取得联系方式，未能与古蔺太平渡馆联系上。却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的梁华老师联系上了。她是一个热心人，她很快将我介绍给了古蔺四渡赤水陈列馆的胡元炯馆长认识。胡馆长在山东当过兵，对山东很有感情。当他了解了我们家的传家宝后，就想抽空来济南目睹我家宝书的风采。他还向我介绍了该馆所珍藏的同一版本红军教科书的情况，并答应宝书照片拍好后发给我。
（云南省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馆藏教科书照片）
不久，胡馆长将宝书的照片发给我的同时，转告我一个特大的喜讯，那就是云南省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也藏有同一版本的红军医书！并发来了该馆宝书的照片和馆藏说明。虽然从照片上看该书破损较重，但能确定是红军卫校出版的《实用内科学》上册，且是毫无疑问。在红军医书的寻亲路上，能最后使＂五胞胎＂同文同框，梁华和胡元炯两位同志功不可没！
这样，同胞兄弟五本书，分别在江西瑞金、贵州遵义、四川古蔺、云南威信、山东济南，分布在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4个省，其中走完长征全程只有我父亲的这本书，现落脚在山东济南市。这样有了其它四本书的佐证，使我们家的珍贵传家宝更加完整真实了。
父亲留下来的这本书，虽然已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存世，但它仍然是唯一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一本书，也是陪伴一个老红军战士走到生命尽头的一本教科书。因此它更加绚丽夺目，更加珍贵。但遗憾的是卫校的教科书中不可能只有内科学上册，内科学下册和其他学科的教科书至今没有发现，这对研究红军卫生史，特别是红军卫校史是个缺憾。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考察时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于这件红色文物，虽然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人，但却成了与中国革命历史、红军卫生史、卫校发展史及一位红色卫生工作者的成长史紧密关联的真实物证。这本红军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专业功能逐渐失去，但它的红色宣教作用越发深重。它不仅是对当代医科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对广大青少年朋友，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2O23年3月18曰
校对：李兴韵（李仲猷老师的孙女历史博士贵州省师范大学教授）
